一次奢侈的历史“课”

《中国通史》，钱穆讲述，叶龙记录整理，天地出版社2018年出版，定价52.00元

作者：聂俊珍（天地出版社 综合分社）

    《中国通史》是我成为编辑以来耗时最长的一部稿件。从拿到书稿到最终出版，前后拉扯漫长。从最初的紧张忐忑，到之后的沉浸其中乐不思蜀，直到最后，书中的字字句句，几乎如身体发肤般熟悉。个中“折磨”，琐碎枯燥，甚至令人抓狂，但是等到结束回望，又不禁生出一种怀念。仿若跟随钱穆先生走了一段路，一起见识世界，一窥史迹，并有所得；而这所得里竟有感情的因素了。

    此书现已上市，并以两张面孔呈现在读者面前。虽不发光得耀眼，亦可以其“钱氏调性”介立于通史林中。于个人而言，也是我迈入出版行业体悟良多的一部作品。

专家外审确保文稿基本质量

    当稿子交到我手中时，同时还有钱穆讲稿记录者叶龙手稿、几页《明报》资料、一沓老照片，以及一册备受关注的《中国文学史》。钱穆先生学识淹博，文史通贯，作为后辈，仅是仰望便深感渺小。又因我第一次做历史题材的作品，所以一开始心中有多敬畏，就有多忐忑。但有幸编辑其讲稿，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，怀着兴奋而紧张的矛盾心情，我开始了这段审稿。

    在文稿处理的过程中，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：原稿口语化以及半文半白的文风如何调和；《中国通史》因为是课堂记录，所以大量保留了口语化的特色，比如目录篇章名以及行文，不正统，大多是信手拈来的随性标题；见性情而有趣味。

    此外，正如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骆玉明所言，讲课跟著述不同，无法以个人专著的标准来度量。钱穆通史“各篇之间，简单的可以是寥寥数语，详尽的可以是细细考论，对均衡是不甚讲究的。而作为学生的课堂笔记，误听啊漏记啊也总是难免。”讲者已逝，无处可资修正；记录者叶龙又值耄耋之年，加上年代久远，记忆闪烁。其中参差、失误错在讲者，抑或记录者，已几乎不可考。

    鉴于以上问题，我们定下了初步的审稿标准：以原稿为基础，以综合古史典籍为史实准绳，以诸家版本映照钱穆先生的自成一系，从情怀上诠释钱穆先生的“温情和敬意”。

    第一阶段，对照叶龙记录手稿及《国史大纲》，确认内容正误，同时提送两次专家外审。专家外审具有不容忽视的参考性价值，但必须首先保证文稿的基本质量。第二阶段，结合外审、政审意见，修改历史知识性错误，排查敏感性内容。钱穆先生任性敢言，常有率性之语，审稿的过程，也是“排雷”的过程。第三阶段，查阅相关史料，核查史实，确真证伪，查缺补漏。这一阶段是最耗费精力的，在确真去伪的过程中，任何一个环节，都不能心存侥幸，必须审慎地斟酌，甚至尽早考虑从头再来。第四阶段，文法核校，最后通览梳理。从篇章标题的适配性到逻辑文法，大到段落衔接，小到注释说明等，都一一作了更正。

    为了保证注释来源确定可靠，我大量查询权威性古史典籍、《辞海》等以及钱穆先生个人著作予以核查确认，同时参考外审专家意见，其中不少注释，来回多次，反复推敲，推翻重来。只求这细节的点缀产生些许兴味，满足一个“强迫症”对细枝末节的追求。

“没有创造的创造”让我活在历史中

    在《中国通史》的出版过程中，我所做的，就是在“参与”的过程中，尽力让自己更靠近作者。

    治史一般讲究客观公允，忌讳先行主观。而钱穆通史，反其道而行之。当年《国史大纲》一开篇便开宗明义，情怀激荡；而今《中国通史》一脉相通。有如此情怀，才有如此见解。而讲情怀有没有错？只见偏激，不见深刻，当然错；但是钱穆先生显然不属于此类。钱穆先生的“情怀说”和“格局论”，令我一见如故。这种自发自然的认可和欣赏，帮助我在整个成书过程中，很快便“代入”进去。

    代入愈深，了解愈多。这里的“代入”，不光走进去，还要“同化”自己。同化没有一定的规则，唯一的规则就是：尽可能多，越多越好。

    钱穆先生著作是必看的，如后浪公司策划的叶龙记录整理《中国文学史》《中国经济史》等，通过这些书可以迅速了解钱穆先生的学术思想、史观和文风，把握这类稿子的“尺度”。经典史籍《史记》《资治通鉴》《三国志》等，成了查阅必备。一定的文学典籍也必不可少，因为钱穆先生文史兼通，以史学角度讲文学，而讲历史也同样以文论史。如“四书五经”、《左传》、《春秋》等，随口就来。与此同时，搜罗市面通行的人气历史读本，了解“行情”。除上述之外，反观“民间写史”，当年明月《明朝那些事儿》、袁腾飞讲历史系列、易中天“品三国”系列等，他们的生动泼辣和钱穆先生的率性活泼，在“通俗”质地方面殊途同归。历史在不同“代言”的切换中产生了各种反差“萌”。

    在一次次耳目相逢的交汇中，其中吕思勉的《中国通史》公允持正、傅乐成的《中国通史》客观条理、李舜臣的《中国的历史》等人气读本，令我眼界大开，同时也更觉钱穆通史的特别。

    除同类书外，我又看一些相关的视频节目，如《我的中国心——钱穆》《大师选择》《选择历史》等；其间，因缘际会，参观国家图书馆难得一见的“甲骨文”展览，诸如此类，等等。声色光影，耳濡目染，让自己时时刻刻活在历史中。

随钱穆通史来一段“奢侈”的旅程

    这本书轻薄，极简，低门槛，但并不是老少通杀、毫无门槛的。

    钱穆先生在北京大学授课时，以一人之力担起了当时四名教授联手的“通史”课程，其识见，其学问通达，一般人不可及。钱穆先生讲历史，内容涉及学术思想、政治制度、社会风气、国际形势各方面，讲述中他会习惯性年代、年号并用，历史人物古今穿插，历史演变中西对比……作为责编，我所做的也只是根据基本史实，尽力复原现场讲述，让读者可以领略到大师风采一二。而读者，需要具备一定的历史常识储备，才能得窥门径。一旦得窥门径进入，则别有洞天。

    例如，第十二章《东汉时期》，讲到昆阳之战时，钱穆先生宕开一笔，说“读此故事可愈疟疾”。这种近似“无厘头”的小幽默，真是课堂才有的东西，在著述中见不到。而这种往正史中随性加“调料”的手法，非大家不能为之。

    又如，在第二十一章《唐代政经状况》中，钱穆先生提到，“今日日本之海陆军要与美、苏比，故不得了。日本与英国都曾有意吞并中国，而用配给制度。”此句初看跳脱莫名，但细究之下，便发现不少配给制相关研究，如《二战各国的配给制与平民生活》。而钱穆先生一言以蔽之，直指要害，实见其大眼光。仿佛道行高深的世外高手，随手点拨一二，便教人功力大增。

    从事出版行业至今，每一本书做完，总会有各种遗憾的地方。尤其是这么一部通史经典，抱着“一定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做到最好”的心态，但是到了结束的时候，仍然存在许多不足。所幸在整个成书过程中，接收到了来自领导和同事各方面的建议和帮助，因为他们，这本书的遗憾才有可能最大化降低。

    有几个月的时间我只在做这一本书。对一个编辑而言，在一段时间内安静地投入直到达成目标，是一件“任性”而幸运的事。感谢《中国通史》让我体验了这个“奢侈”的过程。

（本文首发于2019年2月27日《中华读书报》，2019年3月4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/网也发表该文。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