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一个速朽的时代，却有人仍然在从事着不朽的事业。深圳作家梅毅，以16年时间完成了10卷本、700万字的《梅毅说中华英雄史》，以一己之力写出一整部中国通史，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关注。
上周末，一场关于这套巨著的研讨会在首都北京的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，来自历史界、文学界的多位知名学者、作家、评论家一一到场。在他们眼中，梅毅这位多面文化史家，上起秦汉，下讫辛亥革命，开创了一种“人物列传+断代史+纪事本末”的全新通史写法。
一套“不守规矩”的通史
说起梅毅，你可能有些陌生，但说起“赫连勃勃大王”，想必很多人都有耳闻。这个2003年在网上启用的古怪笔名，伴随着梅毅16年来的历史写作。从《隐蔽的历史》到《华丽血时代》，从《帝国如风》到《极乐诱惑》，从《梅毅话英雄》再到《1911，革命与宿命》……梅毅缔造了他庞大的断代史系列，收获粉丝无数。
此次出版的《梅毅说中华英雄史》，就是梅毅16年来撰写的断代史合集，更是一部全景式展现中华民族历史的著作，包括《秦汉：帝国的崩溃与新生》《两晋南北朝：迷乱狂欢三百年》《隋唐：盛极而衰的黄金时代》《宋辽金夏：刀锋上的文明》《元：铁血、杀戮与融合》《明：繁华与崩溃》《南明：流亡的悲歌》《清：矛盾重重的王朝》《辛亥革命：启蒙、光荣与梦想》等十册。
▲10卷本《梅毅说中华英雄史》
历史研究素来存在藩篱，秦汉史、魏晋史、唐史、宋史、明清史、近现代史，学科之间分得很细，难以打通。而梅毅的这一套著作之所以震撼学界，就因为它某种意义上打破了学术藩篱。
著名文学评论家贺绍俊认为，这是一套“不守规矩”的中国通史，而梅毅则是“建设性的解构主义者”。著名历史学者雷颐在中国社科院从事近代史研究多年，在他看来，梅毅这些年的工作，不仅挑战了写史的权威，而且提供了一个中国通史的重新解说，这是最有价值的。
“英雄史观”引学界热议
如果说《资治通鉴》标出了历史的经纬度，《史记》把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带到人们面前，《二十四史》勾勒出每个朝代的大事记，然而，单独阅读其中任何一部书，都无法看清历史的全貌。
梅毅写历史，则将“人物列传”“断代史”和“纪事本末”三种文体熔为一炉，因此有专家称，他在历史题材的书写上自创了文体——“梅毅体”。“以人串史，以人说史，把历史写得有人性温度和人文厚度了。”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烨说。
“以人串史”是《梅毅说中华英雄史》的最大特点。一统六国的秦始皇、刚猛无俦的西楚霸王项羽；刘邦持三尺剑，以平民而为帝王；开天辟地，发出“犯强汉者，虽远必诛”的陈汤；“数点梅花亡国泪，二分明月故臣心”的史可法……在他笔下，这些英雄人物串起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。
这一英雄史观的提出，成为学界最关注的话题之一。到底什么是英雄？中国作协副主席、党组成员、书记处书记阎晶明认为，英雄是掌控了历史走向的人。雷颐则表示，除了通常意义上的武夫英雄，还应该重视启蒙者英雄。在《文艺报》总编辑梁鸿鹰看来，梅毅提出了一个很大的课题，即当代中国仍然需要英雄，需要国民性的改善，需要思想观念的更新，不能总在历史的泥潭中打转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为了让读者有更直观的认识，梅毅还和出版方几经修改，特制了一幅“中华英雄图谱”附赠读者，以彩色跨页的方式，绘制出中国历史上50位英雄人物。
梅毅现象值得研究
在中国当代作家中，梅毅绝对是个异类。
本科学的是英美文学，硕士读的是西方教育，却跨界从事金融工作20余载，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，中国资本市场中对证券行业影响极大的G30清算协议，初稿就是他参与翻译、撰写的。
白天过着商海弄潮的快节奏生活，晚上却蛰伏于灯下，研读那些大多没有标点符号、需自行断句的发黄的古代典籍。
很多人并不知道，如今以历史写作广为人知的梅毅，最早却是以纯文学作家入行。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梅毅就因“南方叙事”系列小说备受文坛关注。2000年，在广东省首次作家体制改革中，他更以业余作家的身份，成为广东文学院首批签约作家中的一员，后被破格评为“一级作家”。
拿过鲁迅文学奖，出过长篇小说，写了一整部中国通史，还上了央视《百家讲坛》，近年更迷上中国画——梅毅的人生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就是两个字：“玩票”。而中国作协副主席、中国作协创联部主任、书记处书记高洪波则用“多面文化史家”来评价梅毅。
在高洪波看来，梅毅身上有着复杂的写作背景，某种意义上也代表着深圳的写作精神，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间节点上，梅毅的写作现象值得进一步研究。
专访梅毅：写历史改变了我的世界观
2011年，梅毅当选为深圳作协副主席。这个消息一度让很多人担心，进入作协体制后，会不会让他丧失可贵的民间写作立场？
事实证明，7年来，梅毅既不混圈子，也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写作状态。
完成《梅毅说中华英雄史》之后，他的下一步写作计划是为孩子们写一套少儿版中华英雄史，弥补原创史书中没有这类读本的空白。另外，他还心心念念要回到中华民族胎动期最灿烂、最令人神往的那段历史，补齐10卷本的《南北英雄志》。
这些年读历史、写历史的经历，让梅毅从一个西方价值观的崇拜者，变成了不可救药的民族主义者。历史写作对他而言，既是乐趣，也是疗愈——首先是作为中国人的自我补课，其次才是作为知识分子的价值观转向。
如今，他的历史观似乎更加平和。几年前，他还向往回到宋朝，做个忧国忧民的士大夫，如今他只想在元代当个关汉卿，混迹于民间，“斗鸡走犬过一生”。
写齐中国断代史第一人
深圳商报《文化广场》：《梅毅说中华英雄史》的突出特点是以人带史，和以往以事件为中心的历史著作有所不同。为什么会采用这种“人物+断代史”的写法？
梅毅：我2002年开始动笔，写第一本《华丽血时代》（即《两晋南北朝：迷乱狂欢三百年》），前后花了十五六年，完成10本书。很多年以后，当我基本完成这套通史的写作，有一次偶然读蔡东藩的《中国历朝通俗演义》，才突然悟到，蔡东藩的写法，就是把“断代史”“纪事本末”和“人物列传”糅在一起。只是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，蔡东藩先生半文言的作品还是有些佶屈聱牙。我的写法和蔡东藩先生不谋而合，这是我多年爬梳史料、坐冷板凳摸索出来的。复旦的沈渭滨教授，后来把我誉为继蔡东藩之后写齐中国断代史的第一人。
深圳商报《文化广场》：在这10本书里，哪一本是你自己最满意的？
梅毅：这10本书中，最早写的《华丽血时代》应该是影响最大的。但我花费精力最多的，还是《宋辽金夏：刀锋上的文明》这一本。资料准备工作恐怕没人比我更牛，写宋史时，不但当朝历史，连西夏、辽、金、蒙元的历史我都看，包括外文原作。还参考了大量宋朝笔记，司马光、苏东坡等等，分析历史人物的性格，研究史料中的细节，还要甄别它的倾向性。
反对“汉族沙文主义”
深圳商报《文化广场》：你写宋史的视角很特别，从对比的角度将宋夏辽金并行而写。综合这四个国家的脉络，可以看出宋真的如你所言，是一个生活在刀锋上的时代。为什么没有采用传统的汉文化中心视角？
梅毅：宋史成书在元朝，最初就是元史、辽史、金史三史并尊，真正以宋为正说，是到了乾隆才定下来的。为什么没写西夏史，因为成吉思汗死在西夏。按理说，西夏史也应该专写，四史并存才对。
我一直强调，没有“汉族沙文主义”这一说。汉族不是一个部落民族，不是血缘民族，它是个文化民族。《元：铁血、杀戮与融合》这本书贯彻了我这一观念。以往人们谈到元朝，首先想到的是异族统治。其实蒙元首先是个世界史概念，而且也是中国史的一个概念。历史上，“唐”“宋”“隋”的国号都是从封国来的，唯独“大元”的国号，不是以地名而是从《易经》里“大哉乾元”一句化来的。大元的宏大和气魄，那种天下共主的胸怀，是其他朝代无法比拟的。它是对中华民族融合促进最大的时代，把汉人的族群无限扩大，这是元朝最大的贡献。元朝取消了科举制度，知识分子没出路了，所以才会有马致远和关汉卿，但与此同时，那个时代对于知识分子、对于画家、对于艺术家，又是一个无限自由的时代。
最敬重的人物是文天祥
深圳商报《文化广场》：你写过的历史人物里，最具认同感的是哪位？
梅毅：文天祥。“名相烈士合为一传，三千年间人不两见。”这是文天祥死后，当时人对他的评价。这么高级的一个官员，又是个文人，能为国而死的，不仅在宋末元初的时代，即使到了现代，四千年间仍然没有第二个。
2006年5月1日，我自驾到江西，拜祭位于富田村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墓地。去富田前，我先去了位于吉安县城边上的文天祥纪念馆。纪念馆规模不大，非常残旧，且门庭冷落，只有五六个人参观。其中，还有两个远道而来的韩国人。富田村距离吉安市57公里，非常庆幸的是，有一条乡村水泥公路，一直修到文天祥的墓地尽头。我拿着一瓶酒，满怀敬意，祭奠了文天祥。墓地非常干净、整洁，只是太岑寂了些。2006年的五一假日，估计我是全中国唯一一个吊祭文天祥墓地的人。是文天祥这样的人，保证了中国精神的不死，儒家的传统价值观不死，民族精神的不死。
中国人仍需要英雄教育
深圳商报《文化广场》：这套书定名为“中华英雄史”，从“英雄”这一角度切入的初衷是什么？
梅毅：近年来网上解构英雄、消解英雄、侮辱英雄的声音令人发指，读历史、写历史，也开始流行取巧、轻松的方式。有些历史能轻松地阅读么？扬州十日、嘉定三屠，用一种调侃、轻松好玩的方式，能叙述吗？历史应该有沉重感。
这么多年的历史写作让我清楚地看到，一个没有英雄的国家是可悲的，而中国恰恰是英雄众多的国家。在当今这个物质时代，有些人的价值观扭曲了，总对历史上的英雄产生怀疑。比如袁崇焕也是个专擅权力、滥杀大将的小人，方孝孺是个死脑筋不会转弯的笨人，这些声音让我义愤填膺，我写英雄，就是想弘扬英雄，弘扬正义，再现我们民族的昔日伟大和荣光。中国人仍然需要英雄教育，爱国主义、英雄主义，应该成为青年一代新的信仰。
深圳商报《文化广场》：历史写作给你本人带来的最大改变是什么？
梅毅：随着历史写作的深入，我本人的世界观都发生了变化。我出生成长于北方城市天津，这种中国北方“官话语系”的环境和市井气息对我影响很大。天津是个市民社会，特别容易把崇高、庄严的东西消解掉。再加上我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学的都是英语专业，经历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思想启蒙，一度认为西方价值观是最高的。什么时候变成了一个不可救药的民族主义者？就是我这么多年写历史、读历史带来的潜移默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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